西南联大有多牛?仅存在8年时间，就成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巅峰 西南联大当时世界排名

1935年，中国国内的局势十分严峻，为了预防突发的不利情况，清华大学秘密的将学校转移到了长沙，图书、仪器等教学研究设备更是装满了几列火车。

1937年，日军侵华，攻陷天津，南开大学惨遭轰炸，校园遭日军焚烧，熊熊烈火伴随黑烟烧了一夜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是难逃毒手。

因此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，指定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，三校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。

然而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，师生们只得向后方转移，最终确定前往昆明。

由于战时交通紧张，只能将一部分女同学和体弱多病的男同学通过粤汉铁路到达广州，再经过香港、越南入滇。

一部分同学只能沿着湘桂公路到桂林、柳州、南宁、越南入滇，这一路上是艰难险阻，崇山峻岭，峡谷深涧，危险重重。

还有200余名男同学走的湘黔滇一路，行程达到了3200多里，历时68天。

他们风餐露宿，披星戴月。路上所经过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他们只能以天为被，以地当床。运气好的时候，经过偏僻小镇，能借住一宿，吃上一顿热饭，就是莫大的满足了。

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昆明，却面对的一个大问题，这么多人住在哪里？

抗战时期，经费短缺，西南联大建校之初，条件艰苦难以令人想象，当时邀请的是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设计学校，但是设计方案是一改再改，高楼变矮楼，矮楼变平房，平房变草屋…

梁思成心里委屈，盖茅草屋叫我来干什么，每个农民都会盖。后来只有图书馆屋顶使用了青瓦，教室、实验室采用铁皮，至于宿舍一律用茅草。

上课时，雨点打在铁皮上啪啪直响，老师无法讲课，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在这个环境下，在黑板上写了“静坐听雨”几个字，一时沦为美谈。

就是在如此环境下，正如校长梅贻琦所说：“所谓大学，非有大楼之谓也，乃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，这里云集了中国各个领域的泰斗，先后任职教授专家达300余人。文学泰斗朱自清，物理学教授赵忠尧，国学大师闻一多等等众多学术界大佬纷纷在联大担任教授。

杨振宁、李政道、邓稼先、华罗庚等耳熟能详的名人大师都是出自西南联大，可见西南联大的教育水平之高。

“刚毅坚卓”是西南联大的校训，其内涵是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。

它做到了，存在仅仅8年的西南联大，群星璀璨，大师云集，各种思想在此生根发芽，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，撑起了整个中国学术界、科学界、文化界的天空，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难以攀登的“珠穆朗玛峰”。